葛烈，男（1922.8.26～1973.2.20），又名葛树祥。先后就读于本村小学、南阁小学、即墨信义中学、省立第六中学、牟平中学。毕业后到孟格庄、朱东小学任教。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。历任莱西南县县委宣教干事、县委秘书、孙受区区长、宣传部副部长、代理部长。1949年随军南下后，任厦门市新闻出版社组长、书记，厦门日报社印刷厂经理，广播电台台长，市委秘书科长，市委副秘书长，市委委员，秘书长。1958年起，任市委常委兼秘书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因坚决反对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，被解除市委领导职务，打成厦门市“三家村”、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厦门市的代理人。1972年到福州大学任机械系党委书记。1973年2月20日因原发性肝癌去世，终年51岁。葛烈同志去世后，中共厦门市委〔1979〕242号文件，宣布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，档案中有关材料全部销毁，散失在外的材料一律无效，同时撤销中共厦门市委〔1973〕综32号《关于葛烈同志政治问题的审查批语》，彻底恢复名誉。葛烈在读书期间积极接受、传播进步思想，信仰共产主义。1938年，他16岁在省立第六联中读书时，因参加学生组织的闹“七七”学潮被开除。之后，他在共产党员葛冲霄的指导下，如饥似渴地学习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毛泽东同志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文章。自觉向党组织靠拢，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1940年在朱东任教期间，经常和党组织联系，为胜利消息所鼓舞，写下了“闭目看天国美景，掩耳听塞外佳音”的字联。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投笔从戎，到河里套参加了革命队伍。葛烈同志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他有个在国民党莱阳县九区任区长的表叔叫郭陵霄（因破唇，人称郭豁子），闻知葛烈才华横溢，先后三次叫葛烈去给他当秘书。第一次是葛烈从牟平中学毕业后，郭陵霄聘他做秘书，答应给排长级别的薪水。时值葛烈未在家，家里人同意了。葛烈回家听说后，对家里人说：“我不到他手下做事，一是郭陵霄投靠日本人，变成亡国奴，帮他做事，就是当汉奸。二是他搜刮民财，敲讹勒索，我绝不吃那种没良心的饭。三是他欺压平民，草菅人命，杀人如麻，众叛亲离，将来绝没有好下场。”葛烈一席话说得他父亲和家里人心服口服。第二次是1944年1月，葛烈在战斗中因负伤被捕，经多方努力保释出来。当天，郭陵霄以保释葛烈参过言有功自居，又登其门说服葛烈，不要再去当八路了，当八路就是跟他做对，伤好后，还到他那里做秘书。葛烈不买他的账，明确表示：“我是跟日本人和跟着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人做对的，如果你能抗日，我自然不会和你作对。”郭陵霄被气得七窍生烟，当场说：“你再去当八路我就枪毙了你。”葛烈毫不示弱地答复他说：“那就走着瞧吧！”第三次是同年6月，葛烈伤愈归队前夕，郭又派在他手中得事的葛烈的同学来做说客，家里人认为都是南庄北疃，碍于面子做了酒菜，但酒席桌上，葛烈和他的同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，结果他的同学做说客未成，反被葛烈说得面红耳赤，酒没喝饭没吃，不欢而散。葛烈同志对敌对我泾渭分明，拒绝郭陵霄的三次“聘请”。葛烈同志对党的事业，忠心耿耿，先后介绍他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带出二弟、二妹、三妹参加了八路军。他威武不屈，1944年1月，他和莱西南县部分同志由河里套出发到辛庄，与日伪沈官臣特务团遭遇而发生战斗，当场受重伤不省人事被捕，被捕后被抬到朴木据点。日伪特务团团长沈官臣严刑拷打三天三夜，在他胸部、腿部捅了五刺刀，但他坚贞不屈，始终未泄露党的机密。连国民党一些官兵也不得不佩服葛烈是条硬汉子。沈看得不到什么情报，又想图财，叫家人去保释。经葛烈父亲多方奔走，求亲告友，卖了六亩好地，买上大烟土等，托本村葛子明、葛冠西等人，把葛烈保释回家。在家养伤期间，葛烈念念不忘归队。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，生活水平低，直到6月伤口才痊愈。伤愈后，他瞒着全家人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6月12日晚，他回家偷着捆好了书籍和衣服，半夜时分，葛烈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葛冲霄受莱西南县县委派遣，带南海独立营的部分同志把葛烈同志接了回去。当时葛冲霄同志根据县委的周密部署，指挥来人一律爬墙走，并在村中连开数枪，轰动全村，让葛烈父亲装成追人摔伤双腿，卧床不起，造成抢人局面，目的使葛烈归队后，防止郭陵霄再来葛烈家找麻烦。1938年到1945年，正是日军侵我中华，铁蹄蹂躏本区的时期，本区区长周鸣国、院上区长郭陵霄、朴木日伪团长沈官臣都投靠了日军，卖国求荣。当时很多家庭迫于形势生个小孩起个乳名也要做些研究，叫什么“顺日”、“训日”、“从日”等，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甘当日本的顺民。葛烈的三弟和四弟都出生在这个时期，他却与众不同，为其三弟取乳名为“保国”（抗日保国之意），为其四弟取乳名为“救国”（抗日救国之意）表现了葛烈同志崇高的民族气节。葛烈同志事事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。1945年他根据党组织安排从河里套区出发到孙受区任职，路经老家过门而不入。1949年随大军南下厦门后，到1973年病逝，24年间三次推迟和取消休假日，从未回家一次。1958年他第一次准备回到阔别9年的故乡，但碰上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，经党中央决定，万炮齐轰金门，葛烈同志自觉取消假期，为安排进入厦门市炮轰金门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。1966年，他准备第二次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，碰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因被解除领导职务，剥夺了人身自由，探亲未成。1972年，被安排到福州大学工作后，大学的党组织让他先回阔别23年的老家看看后再接手工作，葛烈同志硬要先接手工作，熟悉就绪后再回家，结果被病魔夺去生命。葛烈同志对待同志温暖如春、情若兄弟。1938年他在即墨中学读书时由于闹“七七”学潮被开除。牟平的一个同学因欠债太多，无法走脱，葛烈慷慨解囊，把家里卖地寄给他的钱给了他的同学还债。在孙受区任职期间，当时由于条件艰苦，家里给他做的棉衣、棉裤、蒲窝（本地用蒲子编成冬季取暖的鞋）给他送去，他都给了区中队战士。进厦门市以后，房管局分给市委一幢四层家属楼，他让别人先搬，最后剩下一楼两间又小又窄的汽车库，他毫无怨言地搬了进去。还常和家属风趣地说：“这比河里套打游击时强多了”，他在福州大学任职时，领饭都在后面，有时菜卖完了，他就买个馒头、买棵大葱就算一顿饭。炊事员发现后，每顿把菜给他留出来，他批评炊事员：“不分干部不分兵，大家都是同志，不能搞特殊。”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葛烈同志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，以艰苦朴素为荣。南下时带着结婚时的一条毛毯，一直到他在福州大学任职期间还用，上有20多个补丁。1961年，他到鼓浪屿接待外宾，全家翻遍了，只有一件肩头补上了个铜钱大补丁的上衣最完整。是他没有钱吗？不是，葛烈同志当时月工资近200元，但他把钱不是接济了同志，就是缴了党费，从不在吃穿上摆阔气。他廉洁奉公，拒腐蚀，永不沾，防微杜渐，一尘不染，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。他的爱人在厦门市邮电局工作，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，邮电局到同安县通过关系买了部分牌价地豆，葛烈的爱人也分了80斤回家，他下班回家发现后，问明来路，让其爱人立即退了回去，并严肃教育妻子说：“现在大家都在度荒，党对我们已经照顾不少了，我们怎么能再以权谋私，占别单位的牌价供应物品呢？”由于他过于俭朴，营养不足，在上班时间，有一次昏倒在路上。1952年他三弟完小毕业，不安心农业生产，求他给找个工作，他不但没给找，还回信把三弟好“训”。三弟不服，又回信“挖苦”他说：“过去你苦口婆心的动员咱父亲、我、二哥、二姐、三姐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，现在我求你找个工作，难道还不算革命，你为什么拒之门外，太没有手足之情了。”葛烈接到三弟的第二封信后，觉得光靠“训”解决不了三弟的思想问题，于是他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，从革命分工不同，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，当干部的不能以权谋私为自己的亲人谋私等几方面讲明了道理，使三弟安心于农业生产。他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，1960年，他父亲因家中生活困难到了厦门，他看到分别11年的父亲千里迢迢来看自己，心里确实高兴，但他对父亲说：“我从心里想叫您在这住几年，但您是农村干部，现在群众需要您，您应该回去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。”父亲深深被儿子以党的事业为重，为群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，住了没有几天，就带着儿子给他预备的钱和物品回了家，和群众一块进行生产自救。他胸怀宽阔，兢兢业业为党工作。1971年，把党补发给他的3000多元钱全部交了党费，后经组织解决，把钱退给他，让他补一下受摧残的身体。当时，他在漳浦县公社搞“一打三反”，一分不留的把3000多元钱为这个公社购置了生产资料。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心中只有党的工作。1972年秋，在福州大学工作期间，他觉得肝部疼痛，仍坚持工作。领导和同志们叫他到医院看看，他始终没有去。直到1973年春节回厦门，饭都吃不下去了，正月初五到厦门医院诊断，已是原发性肝癌后期，直到这时，他还右手接受静脉注射，左手向大学写信汇报系里工作，初十日病逝在厦门医院里，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。去世后，福州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，悼词中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骨灰安放在厦门市殡仪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