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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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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埠人知店埠3:桃花乡人口溯源

如前所述,区域的发展与文化相类,西汉时,本地历有郡县、屡更诸侯邦国归属,封王者不过多以之为食采之地,难有发展区域经济、文化之举措,且金、元之前,本地并没有存世的地方志书(元有于歆著的《齐乘》,共六卷,分沿革、分野、山川、郡邑、古迹、亭馆、风土、人物等八门),今日仅凭历代正史的三言两语,自然难以确切知道和介绍当时盛衰详情。且文化既为儒家一统,更无另立章节介绍必要。

自唐置登州、莱州开始,宋、元因之,明、清亦为登州府、莱州府,区域行政虽有小更替,但无较大变化。查阅史书可知,宋、金、元朝代更迭时,本地屡遭兵祸,人口减少,经济欠发达。从历代史料看,自北宋末年(公元1127)到明初(公元1368)240余年间,整个山东地区的人口锐减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:“洪武三年,济南知府陈修上报: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。”《宋史•地理志》栽:“京东东路,莱州,户97427,领县四:掖()、莱阳、胶水、即墨”;《金史•地理志》栽:“山东东路,莱州,户86675,县五、镇一:掖、莱阳(衡村镇)、即墨、胶水、招远”;《元史•地理志》载:“太祖二十二年(1277),益都路,领司一,司领县六、州八、州领县十五(含即墨在内共21)有户27164”。据《元史•百官志》载:“江北州县,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,两千户之上者为中县,不及两千户者为下县。”

人口锐减的原因如下:

一是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族的掠夺。

根据史料记载,金逐宋,过山东境,遇州过县,常常非“屠”即“焚”,导致了“山东大饥,人相食”和匪、寇流行,《续资治通鉴》载,当时盘踞在即墨的巨寇宫仪“车载干尸为粮”,可见当时生产被破坏严重;金为女真族,虽武力强大,但尚未处在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,对治下的汉人实行的是奴隶统治,常任意杖杀汉人和括取民田,《金史•兵志》记载,金朝法律是“以杖折徒()累计二百,州县立威,甚置刃于杖,多置人死。”且“率意不恤百姓,诏检括官田,凡地名疑似者不问民田契验,一切籍之”(《金史•张九思传》),致使大量汉人因酷刑和丧失土地而无法生存。另外,金未立稳脚跟,蒙古族已在迅速崛起,山东在金统治时期,几乎战争连年,因而金常在占领区大肆抓丁,据《金史.兵志》载,从贞元三年开始,诏河北、山东等路所签军“辄下令签军,使远近骚动,民家丁男若皆强壮,或尽取无遗,号泣动呼乡里,嗟怨盈于道路”。

二是蒙元对金的战争和对汉族的掠夺。

蒙古于公元1210年开始对金朝的侵略战争。成吉思汗初期对金重在掠夺,不在永久占领,因此,征服手段异常野蛮残暴,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大肆破坏。据《元史•太祖本纪》载,成吉思汗分兵三道,帝于拖雷为中军,经河南东北取山东的“泰安、济南、滨、棣、益都、淄、潍、登、莱、沂等郡,命木华黎攻密州(今诸城)屠之”。据《中国通史》载,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掠了河北以北大部金国领土后,出居庸关北返时,发现从各地掳掠来的人口中,有大批农民对游牧没甚用处,便将他们全部杀掉,只带走他们认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。《中国历史纲要》载,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,“两河、山东数千里,人民被杀几尽,金帛子女被抢一空,房舍尽焚,城郭丘墟”。《元史•地理志》载,公元1234(元太宗六年)蒙古灭金,七年下诏籍民,共得北方人口475万人,较之金章宗太和七年的4581万人几乎少了十分之九。

元朝建立之后,在北方推行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经济,据《元史•耶律楚材传》载,近臣别迭对帝曰:“汉人无补与国,可悉空其人,以为牧地。”此建议虽没有被完全采纳,但据《元史•世祖本纪》载,中统二年(公元1261),元世祖仍“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,余听民耕”。而蒙古贵族以战胜者自居,大量圈占民田,少的千顷,多的达十余万顷。另外,蒙古为灭南宋,强征北方汉人当兵打仗,《元史•陈佑传》载:“朝廷伐宋签军,山东民多逃匿,捕之急,逃入宋境”。元朝分居民为蒙古,色目、汉人、南人(南方汉人)四等,实行民族歧视政策,汉人与南人为贱民。北方汉人由于土地被夺,徭役繁重,无以生存,被迫大量南逃。《元史•崔语传》载,仅在公元1238年,“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,就有十五万户之多。”

三是元末农民起义与元军的割据战争。

元末,江淮地区爆发了以刘福通、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。义军东路由毛贵率领于至正十七年攻入山东,《元史•顺帝本纪》载:“十八年,毛贵陷济南路,山东郡县尽陷”。继之义军内乱,赵君用为图谋山东地盘,将毛贵杀害。毛贵部将徐继祖又杀赵君用,义军各部遂互相仇杀,势力极大削弱,于至正二十一年被元军打败,山东各地遂又被元军占领。然后是明军争夺收复山东,反复拉锯。从至正十七年(公元1351),毛贵攻打山东,到明洪武元年(公元1368)明军收复山东的11年间,山东因战乱不断,造成人口又一次大量减少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,山东、河南受战乱破坏最重“多是无人之地”,有的地方“积骸成丘,居民鲜少。”

四是兵乱之外的天灾。

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,水、旱、蝗、疫也接连不断。黄、淮河多次决口,使中原之地“漂没田庐无算,死亡百姓无数,村庄城邑多成荒墟。”据《元史》载,仅元朝末年的雨、旱灾,山东就有19次。天灾造成“漂没民庐、死者众”(《元史•顺帝本纪》,“禾不入地、人相食”(《元史•五行志》),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,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。中书省户部曾上言:“连年水旱,田禾不收。”(《元史.顺帝本纪》)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“连年饥馑,民不聊生。”(《元史纪事本末》卷二)

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,其他灾害也频频而至。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,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。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,大饥荒就达十五次。至正十九年冀、鲁、豫大饥,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;灾区出现了“民食蝗,人相食”的惨状。同时,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、山东、河北、陕西以及南方诸省。(均据《元史.五行志》)

因为战争频乃,天灾人祸,导致本地原住居民大量死亡、逃逸。明王朝建立后,针对北方人口减少,土地荒芜的社会状况,实行了一系列移民、军屯政策,使北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,人口连年递增。本地少量原住民、明初移民、军屯移民、后期移民构成了今日本地居民来源。

1、原住民。

根据本镇之前的地名普查,明之前,店埠镇境内仅有桃花寨子崔氏和菜湾庄李氏为较早原住民,其他湮没无考。桃花寨子崔氏为元世祖忽必烈中统(1260--1264)年间由栖霞县泥都村迁居于此,崔氏实为元朝遗民;菜湾庄李氏,其祖先李仁美于宋末,为金兵南侵之避兵害,由河北省密云县石匣村迁至今平度市李家崮村居住,后其二世祖李盘(畔)于元朝至元十八年(1281),由李家崮迁此建村。

原住民虽少,不等于无,后详述。

2、明初移民。

民初移民可分为洪武移民、永乐移民和军屯移民。

1)洪武移民。

劳动力严重不足,土地大片荒芜,财政收入剧减,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,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朱元璋对此的感慨是:“丧乱之后,中原草莽,人民稀少,所谓田野辟,户口增,此正中原之急务”。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根据当时人口统计数据河南189.1万,河北180.3万,而山西却高达403.4万,超两省之和。而此时的山西因人口众多,也存在“地狭人稠生计难”的问题,所以朱元璋采纳了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建议,决定从山西移民。据《明史•食货志》载:“明初,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,召民耕。其制,移民就宽乡,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,皆领之有司。”

洪洞县广济寺是当时办理移民“凭照川资”(介绍信和路费安家费)的主要发放地,是移民的起点站,因寺内有一株汉代古槐,所以“大槐树”成为这一茬移民最深刻的记忆。山西《平阳府志》记载:“位于洪洞县城西北隅的古广济寺遗址,在明洪武、永乐年间,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在此集中,并办理移民手续,发给川资凭照,迁往各地”。

本地老百姓说起祖先移民。常称祖先是从“云南”或“小云南”来的,自清时的《莱阳县志》就对此有诸多考辨。据资料,北魏太延二年(436年)置云州(辖今山西大部及河南、内蒙古部分区域),而“云州”之称,自秦汉时就有。生活在该地的百姓,根据区域分野分别乎为“云北、云中、云南、云冈、云泉”等带“云”字头的地名,当时的大同以南,包括太原、洪洞等区域被称为“云南”,后来,来到山东的移民后人为了区别明朝设置布政司的云南省,就在“云南”之前加上“小”字。

店埠镇当时称桃花乡,隶属莱阳县登州府,《明史•食货志》记载:“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、和、北平、山东、河南。又徙登、莱、青民於东昌、兖州。”说明洪武时的登州府,应该不需移民填充;或者即使需要移民填充,其数量也不大;或者是本地洪武移民,主要集中在洪武初期,毕竟朱元璋在位三十年(13681398),而三十年时间,足够移民繁衍一代人。有学者称洪武时山西移民山东主要移到山东中西部,符合上述史料记载。《明史•太祖本纪》载:“洪武二十五年,徙山东登、莱二州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。二十八年又徙登、莱二州无田者于东昌”(今聊城),可为佐证。本地建村大姓居民记载为明初移民的有:东黄埠、西黄埠、张官寨、韩家汇等村。

2)永乐移民。

本地各姓建村者,凡是能自称为山西移民或“小云南”移民的,多能明确指出为永乐年间迁来建村。

本地盛传“永乐扫北”,说是永乐帝朱棣为燕王时,为扫除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,北征时把我们当地的原住民都杀尽了,此说与史实不符。

明成祖朱棣公元1402年即位,改元永乐。元灭亡,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逃向漠北,蒙古贵族继续统治着长城以北广大地区,十五世纪初,分裂为鞑靼、瓦剌两部。由于蒙古贵族不甘心失去对中原地区的统治,不断派军队攻掠中原的陕西、山西,并严重威胁着宣府(河北宣化)和北平(北京)。所以明初累年北征靖边。永乐帝即位后,曾“五驾北征”,即所谓“扫北”。为便于北征,于永乐十九年(1421)将京师从南京迁到了北京。五次北征均为从北京出发,山东只是作为后方,提供民夫和战争物资。据《明史•成祖本纪》载,每次北征,多从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,征用大量民夫运粮至宣府。最多的一次是永乐二十年,征集的民夫达23万多人。

还有另一种“永乐扫北”的说法。明太祖朱元璋死后,把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朱允炆,即建文帝。建文帝继位后(1399年),为了巩固中央集权,与齐泰、黄子澄等密议削藩,并最终采取了“削藩”措施。建文元年,削藩自燕王同母弟周王始,周、代、岷、湘、齐诸王先后削夺,湘王自焚,余皆废为庶人。不久后,矛头直指燕王,燕王朱棣自然不会坐以待毙,该年7月,以尊祖训,诛“奸臣”齐泰、黄子澄,为国“靖难”为名,誓师出征,史称“靖难之役”。燕王朱棣从北京进取南京,所过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皖北、淮北等地,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,先后进行了四年的战争,当时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,拒抗燕王军队,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封建正统思想以朱棣为“乱臣贼子”,另一方面也是老百姓要求安居乐业、恢复生产的愿望使然。据史料记载,1401年,朱棣准备取道山东,直扑南京,在济南遭到山东参政铁铉的坚决阻击,又在东昌(今聊城)为盛庸所败,只好转战河北绕道山东南下。但是朱棣灭掉了侄子之后,却记着这笔仇恨,14026月,朱棣攻下南京,夺得帝位后,接着便命令军队北进,凡在南进途中抵抗的府、县、村,被军队杀死者十之八九。从南京到北平,千里之远,几乎变成一片废墟。山东的利津县地方志就记有“永乐扫北事件”,载录了当年该地被燕王部队掠杀十村九空的史实。但正史却无相关记载,是为帝王讳,后世也渐渐将此 “永乐扫北”与五征蒙古相混淆。实际上,地方史志多为后世所撰,永乐帝贵为帝王后是否真会这么做,值得商榷。查《明史•成祖本纪》只有“山东、北平、河南被兵州县,复徭役三年”的记载。

实际上,造成永乐年间山东人口锐减的原因,应该主要与唐赛儿起义有关。明初,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大修宫殿,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、开挖运河,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,农民徭役负担沉重。鲁北滨州桓台县(今蒲台县)的林三的妻子唐赛儿不知从哪儿弄到一部“天书”,上面尽是些包治百病、剪纸为马、撒豆成兵的秘诀,二人请来村中落第秀才宾鸿日夜攻读,神精其道。此后,赛儿就以给人治病、传医为掩护创立了白莲教秘密组织,积极发展教民,待机谋反。永乐十八年二月(1420) ,唐赛儿在益都卸石棚寨(今青州市境内)起事。唐赛儿起事后全歼了前来围攻的军队,杀了青州都指挥使高风,各地民众纷纷响应。唐的部众曾先后攻下莒州、即墨等地,打击官府和豪富地主。青州以东的各地民众纷纷响应起义,“毁官衙,烧仓库”,开仓济贫,队伍迅速发展至2万多人,震动了京师。青州以东各地的群众纷纷响应,益都、诸城、安丘、莒州、胶州等州县先后出现了十几支义军。据地方志记载,寿光、安丘、胶州等地都有“毁官衙、烧仓库”等打击明军的活动。永乐帝自然不能容忍这样一支队伍存在,遂大力镇压,唐赛儿部最后被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击溃消灭。胶东大地经过这场大战乱,许多村镇十室九空,断墙残壁一片凄凉,人口锐减,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。战后,为了恢复经济,发展生产,永乐皇帝下令从山西云州地区移民来山东遭受战乱破坏的州县落户。

永乐年间的移民情况如下:

永乐一年:“八月,甲戌,徙直隶苏州等十郡,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。”

永乐二年:“九月,丁卯,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”。

永乐三年:“九月,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”(以上均据《明史•成祖本纪》)

永乐四年正月,“湖广、山西、山东等县吏李懋等二百四十人,愿为民北京,命户部给道里费迁之”。

永乐五年五月,“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、泽、潞、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,牧养栽种,户给路费一百锭,口粮五斗”。

永乐十四年十一月,“徙山西、山东、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,免赋役三年”。

永乐十五年五月,山西平阳府、大同、蔚州、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:“本处地饶且窄,岁屡不登,衣食不给,乞分丁于北京、广平、清河、真定、冀州、南宫等县宽闲之处,占籍为民,拨田耕种,依例输税,庶不失所。从之,仍免田租一年”。

店埠镇建村于永乐年间的村庄较多。

3)军屯移民。

店埠镇境内无明代军屯直接移民,但因地临即墨,军屯移民为即墨沿海移民主力,由于姻亲、二次移民、移民播迁,让店埠镇有了军屯移民来源。

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,是明朝的一种军制,其军事力量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,其核心是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。据《明史•食货志》载:“屯田之制,曰军屯、曰民屯。军屯领之卫所,边地三分守城,七分屯种。”

明初,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倭寇骚扰,明政府为抵御倭寇入侵,便在沿海一线择要设戌,广建卫所。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、浮山两千户所,就是洪武年间设置的。《即墨县志》载:“明初,因设置卫所,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就有7万人之多”。可见军户是移民即墨的主流。《明史•兵志》载:军户分从征、归附、谪发三类。“从征者,诸将所部兵,既定其地,因以留戌。归附,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。谪发,以罪迁隶为兵者。”按“大率5600人为卫,1120人为千户所,每卫5个千户所”的规定,鳌山卫下设的右前后3个千户所以及浮山、雄崖两个守御千户所共有从征军3000多人,其余6万多“归附、谪发”的下等军户,则分布于全县的52处军屯和若干垦点,垦荒屯田,供应卫所军需。

据《即墨县地名志》所载,有20余个村庄的居民族谱记载其祖先是于明初来自云南的“乌沙卫”。据考,“乌沙卫”应系云南的“乌撒卫”,其遗址就在今云南的镇雄县境内,因《明史•地理志》、《明通鉴》均载“洪武十五年克云南,平乌撒、乌蒙诸蛮,后立乌撒、毕节二卫。”《元史•地理志》亦载:“乌撒府属云南乌撒路所辖”。《明史•兵志》载:“初,太祖沿边设卫,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,遇有警,调他卫往戍,谓之客兵。永乐间,始命内地军()番戍,谓之边班。又载永乐十八年(1420),北京建,在南卫所多北调”。明初,云南乌撒府的土著兵与犯罪谪发乌撒卫戍边的军户,在山东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战事时,被调到即墨卫所,作为客兵留了下来。另外,还有永乐年间乌撒卫与内地卫所换防和“在南卫所北调”时来到即墨的。

据西南阁《万氏族谱》记载,其祖因娶该村宋氏女,遂由即墨南阡(今金口镇南阡村)来到西南阁村居住,其祖来自云南乌撒卫。其谱称万氏原籍为云南乌撒卫罗锅屯,于永乐二年(1404)因调防迁居即墨。

毛家山后毛氏,明永乐年间(1403-1424)由即墨毛家岭迁居毛家山后建村。

4)他省移民。

明初,不仅有山西移民来到店埠镇建村、居住,其他省也有移民迁来。

天井山程氏,永乐二年(1404)由河南洛阳迁居程家庄,后析天井山建村。

于家小里周氏,明初由江苏海州迁居天井山建村。

孙洲庄孙氏,明初由河南迁孙洲庄建村。

前水口张氏,明永乐二年(1404)由河南归德府迁水口建村。

王福庄王氏,明永乐四年(1406)由河南归德府迁王福庄建村。

3、境内二次移民、播迁。

1)原住民播迁。

前述,桃花寨子崔氏,为元朝移民,迁自栖霞县泥都村,崔氏先人在贞祐年间即以武功授宁远元帅之职。贞祐为金宣宗(完颜珣)的年号,说明崔氏的祖辈在辽、金时期就已地位显赫。崔氏一世祖崔琳,《莱阳县志》中有传,知其在元世祖忽必烈年间授昭信校尉、总领都提、桃花寨巡检。由此可知,崔氏最早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(1260--1264)年间即在本地居住,崔氏在店埠镇境内播迁建村的有店埠村、后埠、狮子口、杏花村、崔家岭等。

李氏,境内李氏源出李家崮,而李家崮原属桃花乡,后割归平度市仁兆镇。据《李氏族谱》记载,宋末,金兵南侵,为避兵害,李仁美由河北省密云县石匣村迁至李家崮建村居住。李氏与崔氏在境内居住时间大致相同,元朝至元十八年(1281),李氏第二代李盘(畔)建李家菜湾庄,今已析为中菜湾庄、西菜湾庄,境内李氏播迁所建其他村庄有中由格庄、前由格庄、后由格庄、李家小里、李家横岭、李仙庄、岭南、后屯、前屯等。李氏族人繁衍甚盛,据闻现在莱西、平度、即墨三市大约有100多李氏村庄。

于氏,东庄头于氏源自文登斥山(今荣城境内),《于氏族谱》称“于氏自明永乐初由文登之斥山迁居莱阳”,乃是曾为宰相的汉平西侯于定国之后,史称“东海于氏”或“斥山于”,为地方望族。源于姬姓,周武王之子邘叔封地为邘国,属于以国名为氏。其祖先于公元前249年由河南沁阳迁至山东郯城,第三十六代迁至斥山,所以于氏非山西移民,乃是地道的山东原住民;据庄头《于氏族谱》记载其家庙有“西周世系,东海家声”对联,八个字道出了于氏来源。斥山于氏自唐末开始播迁,北宋元丰年间、元末有过几次大规模播迁。据曾作《齐乘》的斥山于氏后人于钦(12831333)在《齐乘》中的介绍,其曾祖自斥山徙昌阳(莱阳),祖父又徙益都(青州);因为不断播迁,所以今日于氏祖遍布源胶东。莱西境内庄头于氏播迁建有22村,店埠境内于氏播迁所建其他村庄有:东庄头、西庄头、东张格庄、于家小里、马家小里等。

2)明初移民的境内播迁。

水口张氏,张氏“龙、豹、海、清”四兄弟于明永乐二年(1404)由河南归德府迁来,在境内不断播迁,建村庄者多,名人辈出,堪称大家族。特别是其一支张海山搬到双山村后,至第九世生张梦鲤(字汝化),进士及第,明万历年间历官顺天巡抚、大理寺卿,治民、御边都有绩效。本镇属于双山张氏建村的有:前水口、后水口、渚洲、后沙湾庄、双河等村。

程氏,天井山程氏,永乐二年(1404)由河南洛阳迁居程家庄,后析天井山建村。天井山程氏镇内播迁建村有:天井山、程家小里、寨西头、栖凤台、程家村等。

耿氏,西张格庄耿氏于明永乐年间(1403-1424)由县内梁家庄迁来。

3)明后期与清代移民及境内播迁。

葛氏,葛家疃葛氏,明隆庆年间(1567-1572)由平度葛家管村迁来,葛氏虽无进士及第者,但历代举人、秀才辈出,至今绵延不绝。葛家疃葛氏镇内播迁建村有:葛家疃、庄子、葛家泊等村庄。

王氏,王家横岭王氏,于明嘉靖年间(1522-1566)由平度纸坊村迁来。

左氏,左官屯左氏,民末民族英雄左懋第之后,左懋第于南明弘光元年(1645),被拜为兵部右侍郎,充通问使。清兵破李自成之后,南明福王派其北上与清议和。行前力主抗战,加强战备,入京后即被软禁。顺治二年(1646)六月,南京失守,左懋第因拒绝投降而被杀,死时大义凛然,被誉为“明末文天祥”。其后人怕受株连,遂自莱阳城逃到平度七及,不久后又逃至此地建村,取名左官屯以示纪念。

林氏、徐氏,徐林庄为明崇祯十五年(1642)林氏由章丘迁来建村。村庄周围绿树成林,因名树林庄。清初,徐氏祖琦由本镇朴木村迁入,又以两姓改称徐林庄。

张管寨张氏,清顺治年间(1644-1661)境内播迁建前高家横岭、后高家横岭、张家横岭。

耿氏,耿家庄耿氏于清咸丰年间(1850-1861)由县内梁家庄迁来。

由上述可见,桃花乡近八百年的历史是原住民与移民共同铸就的历史,其文化既有对胶东原住民文化的继承,又有移民外来文化的注入与融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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