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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
05

店埠党史2:葛家疃村的葛烈

葛烈,男(1922.8.26~1973.2.20),又名葛树祥。先后就读于本村小学、南阁小学、即墨信义中学、省立第六中学、牟平中学。毕业后到孟格庄、朱东小学任教。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。历任莱西南县县委宣教干事、县委秘书、孙受区区长、宣传部副部长、代理部长。1949年随军南下后,任厦门市新闻出版社组长、书记,厦门日报社印刷厂经理,广播电台台长,市委秘书科长,市委副秘书长,市委委员,秘书长。1958年起,任市委常委兼秘书长。“文革”期间,因坚决反对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,被解除市委领导职务,打成厦门市“三家村”、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厦门市的代理人。1972年到福州大学任机械系党委书记。1973年2月20日因原发性肝癌去世,终年51岁。葛烈同志去世后,中共厦门市委〔1979〕242号文件,宣布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,档案中有关材料全部销毁,散失在外的材料一律无效,同时撤销中共厦门市委〔1973〕综32号《关于葛烈同志政治问题的审查批语》,彻底恢复名誉。

葛烈在读书期间积极接受、传播进步思想,信仰共产主义。1938年,他16岁在省立第六联中读书时,因参加学生组织的闹“七七”学潮被开除。之后,他在共产党员葛冲霄的指导下,如饥似渴地学习了《共产党宣言》,毛泽东同志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文章。自觉向党组织靠拢,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1940年在朱东任教期间,经常和党组织联系,为胜利消息所鼓舞,写下了“闭目看天国美景,掩耳听塞外佳音”的字联。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投笔从戎,到河里套参加了革命队伍。
葛烈同志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他有个在国民党莱阳县九区任区长的表叔叫郭陵霄(因破唇,人称郭豁子),闻知葛烈才华横溢,先后三次叫葛烈去给他当秘书。第一次是葛烈从牟平中学毕业后,郭陵霄聘他做秘书,答应给排长级别的薪水。时值葛烈未在家,家里人同意了。葛烈回家听说后,对家里人说:“我不到他手下做事,一是郭陵霄投靠日本人,变成亡国奴,帮他做事,就是当汉奸。二是他搜刮民财,敲讹勒索,我绝不吃那种没良心的饭。三是他欺压平民,草菅人命,杀人如麻,众叛亲离,将来绝没有好下场。”葛烈一席话说得他父亲和家里人心服口服。第二次是1944年1月,葛烈在战斗中因负伤被捕,经多方努力保释出来。当天,郭陵霄以保释葛烈参过言有功自居,又登其门说服葛烈,不要再去当八路了,当八路就是跟他做对,伤好后,还到他那里做秘书。葛烈不买他的账,明确表示:“我是跟日本人和跟着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人做对的,如果你能抗日,我自然不会和你作对。”郭陵霄被气得七窍生烟,当场说:“你再去当八路我就枪毙了你。”葛烈毫不示弱地答复他说:“那就走着瞧吧!”第三次是同年6月,葛烈伤愈归队前夕,郭又派在他手中得事的葛烈的同学来做说客,家里人认为都是南庄北疃,碍于面子做了酒菜,但酒席桌上,葛烈和他的同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,结果他的同学做说客未成,反被葛烈说得面红耳赤,酒没喝饭没吃,不欢而散。葛烈同志对敌对我泾渭分明,拒绝郭陵霄的三次“聘请”。葛烈同志对党的事业,忠心耿耿,先后介绍他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,带出二弟、二妹、三妹参加了八路军。他威武不屈,1944年1月,他和莱西南县部分同志由河里套出发到辛庄,与日伪沈官臣特务团遭遇而发生战斗,当场受重伤不省人事被捕,被捕后被抬到朴木据点。日伪特务团团长沈官臣严刑拷打三天三夜,在他胸部、腿部捅了五刺刀,但他坚贞不屈,始终未泄露党的机密。连国民党一些官兵也不得不佩服葛烈是条硬汉子。沈看得不到什么情报,又想图财,叫家人去保释。经葛烈父亲多方奔走,求亲告友,卖了六亩好地,买上大烟土等,托本村葛子明、葛冠西等人,把葛烈保释回家。在家养伤期间,葛烈念念不忘归队。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,生活水平低,直到6月伤口才痊愈。伤愈后,他瞒着全家人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6月12日晚,他回家偷着捆好了书籍和衣服,半夜时分,葛烈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葛冲霄受莱西南县县委派遣,带南海独立营的部分同志把葛烈同志接了回去。当时葛冲霄同志根据县委的周密部署,指挥来人一律爬墙走,并在村中连开数枪,轰动全村,让葛烈父亲装成追人摔伤双腿,卧床不起,造成抢人局面,目的使葛烈归队后,防止郭陵霄再来葛烈家找麻烦。1938年到1945年,正是日军侵我中华,铁蹄蹂躏本区的时期,本区区长周鸣国、院上区长郭陵霄、朴木日伪团长沈官臣都投靠了日军,卖国求荣。当时很多家庭迫于形势生个小孩起个乳名也要做些研究,叫什么“顺日”、“训日”、“从日”等,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甘当日本的顺民。葛烈的三弟和四弟都出生在这个时期,他却与众不同,为其三弟取乳名为“保国”(抗日保国之意),为其四弟取乳名为“救国”(抗日救国之意)表现了葛烈同志崇高的民族气节。
葛烈同志事事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。1945年他根据党组织安排从河里套区出发到孙受区任职,路经老家过门而不入。1949年随大军南下厦门后,到1973年病逝,24年间三次推迟和取消休假日,从未回家一次。1958年他第一次准备回到阔别9年的故乡,但碰上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,经党中央决定,万炮齐轰金门,葛烈同志自觉取消假期,为安排进入厦门市炮轰金门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。1966年,他准备第二次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,碰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因被解除领导职务,剥夺了人身自由,探亲未成。1972年,被安排到福州大学工作后,大学的党组织让他先回阔别23年的老家看看后再接手工作,葛烈同志硬要先接手工作,熟悉就绪后再回家,结果被病魔夺去生命。
葛烈同志对待同志温暖如春、情若兄弟。1938年他在即墨中学读书时由于闹“七七”学潮被开除。牟平的一个同学因欠债太多,无法走脱,葛烈慷慨解囊,把家里卖地寄给他的钱给了他的同学还债。在孙受区任职期间,当时由于条件艰苦,家里给他做的棉衣、棉裤、蒲窝(本地用蒲子编成冬季取暖的鞋)给他送去,他都给了区中队战士。进厦门市以后,房管局分给市委一幢四层家属楼,他让别人先搬,最后剩下一楼两间又小又窄的汽车库,他毫无怨言地搬了进去。还常和家属风趣地说:“这比河里套打游击时强多了”,他在福州大学任职时,领饭都在后面,有时菜卖完了,他就买个馒头、买棵大葱就算一顿饭。炊事员发现后,每顿把菜给他留出来,他批评炊事员:“不分干部不分兵,大家都是同志,不能搞特殊。”
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,葛烈同志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,以艰苦朴素为荣。南下时带着结婚时的一条毛毯,一直到他在福州大学任职期间还用,上有20多个补丁。1961年,他到鼓浪屿接待外宾,全家翻遍了,只有一件肩头补上了个铜钱大补丁的上衣最完整。是他没有钱吗?不是,葛烈同志当时月工资近200元,但他把钱不是接济了同志,就是缴了党费,从不在吃穿上摆阔气。他廉洁奉公,拒腐蚀,永不沾,防微杜渐,一尘不染,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。他的爱人在厦门市邮电局工作,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,邮电局到同安县通过关系买了部分牌价地豆,葛烈的爱人也分了80斤回家,他下班回家发现后,问明来路,让其爱人立即退了回去,并严肃教育妻子说:“现在大家都在度荒,党对我们已经照顾不少了,我们怎么能再以权谋私,占别单位的牌价供应物品呢?”由于他过于俭朴,营养不足,在上班时间,有一次昏倒在路上。1952年他三弟完小毕业,不安心农业生产,求他给找个工作,他不但没给找,还回信把三弟好“训”。三弟不服,又回信“挖苦”他说:“过去你苦口婆心的动员咱父亲、我、二哥、二姐、三姐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,现在我求你找个工作,难道还不算革命,你为什么拒之门外,太没有手足之情了。”葛烈接到三弟的第二封信后,觉得光靠“训”解决不了三弟的思想问题,于是他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,从革命分工不同,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,当干部的不能以权谋私为自己的亲人谋私等几方面讲明了道理,使三弟安心于农业生产。他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,1960年,他父亲因家中生活困难到了厦门,他看到分别11年的父亲千里迢迢来看自己,心里确实高兴,但他对父亲说:“我从心里想叫您在这住几年,但您是农村干部,现在群众需要您,您应该回去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。”父亲深深被儿子以党的事业为重,为群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,住了没有几天,就带着儿子给他预备的钱和物品回了家,和群众一块进行生产自救。
他胸怀宽阔,兢兢业业为党工作。1971年,把党补发给他的3000多元钱全部交了党费,后经组织解决,把钱退给他,让他补一下受摧残的身体。当时,他在漳浦县公社搞“一打三反”,一分不留的把3000多元钱为这个公社购置了生产资料。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心中只有党的工作。1972年秋,在福州大学工作期间,他觉得肝部疼痛,仍坚持工作。领导和同志们叫他到医院看看,他始终没有去。直到1973年春节回厦门,饭都吃不下去了,正月初五到厦门医院诊断,已是原发性肝癌后期,直到这时,他还右手接受静脉注射,左手向大学写信汇报系里工作,初十日病逝在厦门医院里,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。去世后,福州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,悼词中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骨灰安放在厦门市殡仪馆。
来源:《店埠镇志·人物篇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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